大跃进、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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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07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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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《读<政治经济学教科书>笔记》是毛泽东对大跃进、人民公社的理论总结,那么,同一时期的民间社会,也提出不同于毛泽东的理论总结。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二位民间思想者和一个民间群体的思考。

(一)顾准:“社会主义的史前期”批判

第一位是我们已多次提到的顾准。顾准当时已经被完全逐出体制,并在河南信阳地区的农村,亲自经历了大饥荒:这是对于大饥荒的零距离观察、体验与思考,尽管这些思考分散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,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论述,但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启发性。

他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大饥荒惨像:

八组黄渤家中,老婆、父亲、哥哥、二个小孩,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。这个家庭也特别大,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,小孩七人。十五人中死五个,则死亡比例也不小了。[1]

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不死人,而在死些什么人。黄渤说,父亲死了,死了没啥。孩子,死了也没啥。哥哥死了,是糟糕事。诚哉斯言。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,达到了Malthusianism〔钱注:马尔萨斯主义〕的目的。若死强劳动力过多,则是大大的纰漏了。[2]

除民间大批肿一死而外,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,〔……〕,一是丈夫杀妻子,一是姑母吃侄女。[3]

可以想见,这一件件就发生在他身边的血淋淋事实对顾准的冲击。但他作为经济学家,不能停留在事实的记录,而要进行理论的思考与体制的追问。

首先,他提出了“社会主义的史前期”的概念。[4]在毛泽东的〈笔记〉里,将之称为“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”,今天则称之为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,这些其实是同一个概念。但顾准强调“史前期”,显然是为了突出它的野蛮性,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,也就是说,他实际上提出一个“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”概念。

顾准认为“史前期的社会主义”有四个特点,这也就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体制,所提出的四个判断、四个分析。

第一,史前期发展的是“糊口经济”,[5]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,这一概念揭示了“社会主义史前期”的历史任务,就是要解决中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,其中心就是建立糊口经济——毛泽东“吃饭不要钱”的社会主义理想,其实就是以此为目标,只是表达方式更有诱惑力。

第二,如何实现糊口经济的目标?顾准认为,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推行的是一条“集中国力”的“战时经济”发展路线,[6]这其实也就是前面所说的“富国强兵”的路线。

顾准又对“战时经济”作了以下具体分析:

第一,实行“政治挂帅”,即“离开经济手段,而用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目的”。这实际上就是要实行“军事共产主义”,用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,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里,全面控制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,并统一支配和调动生产资料、消费资料与劳动力,以集中力量,按照党的意志和国家计划发展经济。顾准强调:这样的“政治挂帅”其“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,城市不仅不能实行,相反,还要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”,[7]也就是说,还得保留商品经济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——这样,顾准就揭示了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,即“命令经济”与“货币经济”的混合,前者主要在农村实行,后者主要在城市实行,但又相互渗透。

第二,“用说谎、专制、严刑峻法、无限制的斗争、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”,[8]也就是用阶级斗争和专政、准专政的方法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,用“解决一部分人〔钱注:的吃饭问题〕,摧毁另一部分人〔钱注:的生命〕”的“阶级斗争来解决饥饿问题”。[9]

第三,推行“城市中心主义”的建设路线,“拼命地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,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”,这是一条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发展路线;顾准说,这是典型的“苛政猛于虎”,“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”。[1 0]他由此谈到了中国农民的“厄运”:“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,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贡献,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”,剥夺他们、“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”,以达到“高产,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”[1 1]——我们前面讨论过的“高徵购”,其实就是用强迫手段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,以供应城市、发展城市工业。这里谈到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,显示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“救命恩人”,在执政后却要致农民于死地;这样触目惊心的转变,真是历史的悲剧。

在顾准看来,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,以及他所发动的大跃进、人民公社运动,实质上是“国家与农民的冲突”,[1 2]用牺牲农民的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目的;因此,他称之为“具有中国特色”的“社会主义史前期”的“圈地”和“羊吃人”运动,[1 3]就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一样,不仅事实上造成了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,而这样的死亡本身就是目的:要藉此“消灭过剩人口”、提高农业商品率,也就是说,要以消灭农村过剩人口的方式,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。顾准说,这是“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来对地球宣战”,以获取农业的高产;[1 4]这确实是“最堂皇〔钱注:打着『超英赶美』的民族主义旗帜与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』的理想主义旗帜〕、又是最残酷〔钱注:以牺牲3,000万农民为代价〕、最迅速、最能见效的办法”。[1 5]顾准说,“人民公社已经建立”、“全部体制已经完成,下马是万万不能的”,只能“咬紧牙关,死一亿人也不要紧,干上去,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。从外面来,从上而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歪风,不过刺激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接触媒而已,事情是被决定于『内因』的”[1 6]——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观察:毛泽东坚信,他所完成的是历史赋予给他的使命,为此,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之完成,包括牺牲人的生命。

第三,顾准又指出,这样的“史前期的社会主义”是以“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”为前提的。[1 7]也就是说,在史前期社会主义时期里,是要求绝大多数人为“实现国家目标”(国家独立、统一、解决吃饭问题)而作出牺牲(毛泽东在〈笔记〉里一再讲“国家利益”,要求“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,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,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”,就是为此)。因此,绝大多数人,尤其是农民,是不可能有“正常富裕的生活”,他们换得的是大量的非正常的饥饿与死亡,而享有“正常与富裕生活”的只是少数人——这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社会主义特权阶层。也就是说,特权阶层的形成、两极分化的形成(既是特权与底层人民的分化,同时也是城乡的分化),正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、是其体制的必然产物。

认识这一点,非常重要。因为,现在总有人想要打造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平等时代”的神话和假象,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的确,毛泽东强调平等,甚至走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,而毛泽东时代的特权阶层,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,在质和量上都是不能相比的。但是,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特权阶层与两极分化,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。在毛泽东时代,民间连续不断的“反特权”斗争,绝不是无的放矢。

第四,顾准强调,在这样的史前期社会主义里,“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”。[1 8]正是阶级斗争和饥饿,使中国人“人相食,卖屄,说谎,拍马,害人自肥”。[1 9]毛泽东时代不断设置对立面、制造阶级斗争,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高度政治化,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紧张与恶性化,其结果就是将人内在的嗜杀性诱发出来,在“不断革命”的口号下,制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无止境的相互残杀,即“人相食”,并累及无辜。在政治高压与诱惑之下,也必然出现“说谎,拍马,害人肥己”的现象,强迫父子之间、师生之间等划清界线,强制、鼓励相互检举、告密,更是逼迫人们越过道德底线,真正的道德危机于是形成。这当然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,而是体制性的道德问题,也就是说,这样的道德危机,就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——确认这一点十分重要,因为,今天同样有人要打造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纯洁时代”的神话与假象。

当顾准说这些话,心情是非常沉重的,因为里面包含着他的自我反省。他在日记里反覆提到一个问题:“我是否变得卑鄙了?”[2 0]他所面临的,也是一个由饥饿而引发的道德危机。

顾准在农村中不仅看见周围农民的饥饿、死亡与人相食的现象,他自己也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。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前晚昨晚均早睡,未能入寐,为食物的欲念所苦。想如何找杨、张、谢三人[2 1]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米汤,想如何『搞』点红薯与胡梦卜吃。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。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,窝窝头是美味。实在买不到啥吃时,打算到东安市场、阜外大街作巡游,有啥吃啥。再不然,到专备外宾吃的西餐馆去吃它几次”[2 2]——人整个脑子想的就是吃,是因为饥饿到了极点。所有的人,包括顾准这样的思想家,求生都成了基本问题,甚至是唯一的问题,其他所有思想、理论问题都不能顾及了,只想着如何求生。顾准先是偷粮食;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他却一边偷、一边自我谴责:“我怎么会沦落到去偷东西呢?”后来偷也不行了,唯有挤进生产队的统治阶层才能有东西吃,因为他们掌握了吃的权力。而挤进去的唯一方法,就是谄媚。顾准最恨那个生产队长,因为他是专制体制最忠实的奴才,但顾准现在却得千方百计地奉承他,不想理他也得要硬着头皮对他微笑。在日记里,顾准又陷入了深深的忏悔:我怎么能这样“卑躬屈节”?[2 3]我太可恶了!怎么能这样笑脸迎人?我只是“苟全性命而已”啊![2 4]我有“二副面孔”,[2 5]我“精神分裂”了[2 6]——这样的忏悔,是具有震撼力的,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:这个体制是如何“逼良为娼”,逼迫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。

这就是顾准所总结的“中国社会主义史前期”的四大特征。在我看来,这四大特征,在今天也依然保持了鲜活的批判力。

因此,我想从顾准的批判出发,引申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。

首先,顾准所说的中国史前期的社会主义,是一直延续到毛泽东之后的。这就是说,我们应该把共和国60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、思考与讨论。在我看来,后30年的改革开放,不仅是由毛泽东奠定其基础(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),而且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毛泽东时代;因此,将其称为“后毛泽东时代”更为贴切,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。也可以说,从毛泽东到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(1942-),这四代领导人所要完成的,就是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,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。其基本特征,用顾准的话来说,就是“以野蛮的方法”来建立“糊口经济”,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;扩大一点,还要解决中国的独立、统一问题。所谓“野蛮的方法”,毛泽东时代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断发动阶级斗争、大跃进,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;后毛泽东时代,则是以经济的手段,利用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。这样一种原始积累和高速发展,如前所分析,都以资源大破坏,和对底层人民(特别是农民)的大剥夺为代价;经济高速发展、特权问题严重、社会不平等、道德底线被突破、思想控制严密、文化屡遭破坏,则是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特征,所仰仗的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下的“低人权优势”。这就是毛泽东时代“政治强大”与后毛泽东时代“经济强大”的秘密所在。

问题是,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过程、如何评价领导此历史过程的历史人物毛泽东?或许,正是在这个问题上,暴露和显示了顾准(可能还包括我自己)的内在矛盾。

在顾准看来,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选择。他一再说:“历史决定这个时代不能不是Stalinism〔钱注:斯大林主义〕的”,[2 7]“推动历史前进的,本来是恶而不是善,毛泽东时代又何能免此?”[2 8]所以他十分痛苦,一再表示:“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,然而中国除此之外,别无其他途径可走”。[2 9]他经常谈到所谓“跃进的愿望与人道主义”的矛盾。[3 0]这就是说,为了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,解决中国人口的吃饭,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这三大问题,为了实现“改变落后面貌”的民族欲望,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,但这同时又会带来人道主义的危机。顾准,也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,比较受黑格尔、马克思的绝对主义影响,所以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。因此,他讲的“跃进的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矛盾”,其实就是“历史必然性和人道主义的矛盾”。面对这样的矛盾,顾准的应对方式,是拒绝参与这段“羊吃人”的历史,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“历史的观察家”,并“记录历史,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”。[3 1]这样的选择,又给顾准带来新的痛苦: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,特别是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,总是将参与历史运动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。顾准在一篇日记里,曾万分感慨地谈到高尔基(Maksim Gorky,1868-1936,俄国)当年所说的“海燕”与“家雀”,从顾准到我们这一代,都志在作迎着时代暴风雨飞翔的“海燕”;但顾准和“顾准们”却要面对这样的现实:这个时代“要求的是驯顺的家雀”,但顾准仍然要发问:“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?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?”[3 2]

我们今天可能会对顾准的历史决定论与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持有异议,但他的分析,却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思路,去认识、评价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。我以为,可以总结为两句话。

第一,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、人口众多、处于西方世界包围下的东方大国,要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,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,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殊重要性、而又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。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了一个世纪。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,又历史地将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地位,并赋予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三大国家目标的历史使命。从这个角度看,我们必须承认,毛泽东与他的后继者,正是应此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历史人物,应该说,他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。今天,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、统一,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,经济高速发展的东方大国,这是一个不可否认、不可抹杀的历史成就与贡献。

第二,但他们又是以极其野蛮,可以说是超乎人们想像、极其残酷的专制手段,来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。为解决这三大国家问题,中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,导致几千万人生命的毁灭,而且导致自然资源大破坏、社会不平等、精神颓败三大问题,更形成生态、社会和精神三大危机,同时又遗留下一个极其严密、精致而又危机重重的一党专政体制,这种种都显示了顾准所说的“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”的残酷性。[3 3]

我们可以不承认这是“历史必然性”,我们也可以设想,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这三大目标,或者有别的领导人、别的机遇采取代价不致如此惨重的方式。事实上,包括顾准与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参加者在内的民间思想者,他们所提出的正是另一种可能性。但是必须承认,这些善良的设想,这些或许更有合理性的愿望,都只是未实现的历史可能性,而历史却是不能假设的,我们必须正视的,是已经实现的历史的现实形态——当然,正视不等于认同,我们依然可以坚持自己对历史结果的批判立场,但我们又必须从这样的历史现实出发,以作出自己对历史的评价。

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,顾准有一个概括,我觉得很有启发性:毛泽东用“最堂皇、最残酷,也最迅速、最能见效的方法”,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,也实现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,“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,那确实与Peter the Great〔钱注:彼得大帝〕与曹操一样。他是聪敏人,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”。[3 4]顾准将毛泽东与彼得大帝、曹操类比,而我更愿意把毛泽东类比为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。毛泽东也自称是“秦始皇加马克思”,他确实是用残酷的手段实现历史使命与自己目标的“千古一帝”。顾准说毛泽东类似曹操,大概是要强调毛泽东是“一代枭雄”,这抓住了毛泽东的特点:毛泽东本人竭力为曹操辩护,[3 5]六十年代还由郭沫若带头,掀起“为曹操翻案风”,这些都不是偶然。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,出现毛泽东这样的“千古一帝”、“一代枭雄”,并由他来完成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,这既具有历史的嘲讽意味,又是我们必须正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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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本文由 发表于 2016-07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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